1949年，国学大师钱穆出走香港，劝陈寅恪和熊十力等同行，遭到拒绝后，他连妻儿老小也顾不上就独自离开。
钱穆彼时五十五岁，深耕国学数十年，著有《国史大纲》等经典著作，在学界声望甚高，1949年初，他辗转抵达广州，除了接受华侨大学的任教邀请，更与友人张丕介、唐君毅相约，计划在香港创办一所学校，让流离失所的学子能继续研习国学。
抵达广州后，他第一时间登门拜访陈寅恪，彼时陈寅恪已接受岭南大学的聘请，决意留在广州治学。
见到陈寅恪时，他虽双目视物困难，却依旧潜心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桌上堆满了古籍和手稿。
钱穆坦诚相劝，言明香港虽偏安一隅，却能为治学提供安稳环境，可陈寅恪却婉言拒绝，称自己的学术根基在大陆，且岭南大学已为他安排好治学条件，不愿再辗转奔波，只想留在故土完成未竟的研究。
告别陈寅恪后，钱穆又前往拜访熊十力，彼时熊十力正在广州潜心修订《新唯识论》，性情依旧刚直。
钱穆说明来意，劝他一同赴港，共襄办学盛举，却被熊十力直言拒绝。熊十力坦言，国学源于华夏大地，唯有留在故土，才能真正体悟学术精髓，即便时局动荡，他也不愿离开，誓要在大陆坚守国学阵地。
两位挚友的拒绝，让钱穆倍感惋惜，却也更加坚定了他赴港办学的决心。
彼时广州局势日渐紧张，友人多次催促他尽快赴港筹备办学事宜，担心迟则生变。钱穆来不及等到无锡老家的妻儿赶来汇合，也来不及再次与陈寅恪、熊十力道别，便匆匆收拾好简单的手稿和书籍，登上了前往香港的小船。
抵达香港后，钱穆与张丕介、唐君毅汇合，三人四处筹措资金、寻找办学场地，初期困难重重，不仅资金短缺，还面临着生源不足的问题。
他们租下一间简陋的校舍，取名“新亚书院”，寓意“新亚洲”，希望以国学为根基，培育新一代学子。钱穆亲自授课，白天教书育人，晚上整理手稿，常常忙到深夜。
与此同时，陈寅恪在岭南大学潜心治学，后来成为中山大学教授，深耕隋唐史研究，留下了诸多学术瑰宝；熊十力则应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前往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继续传播国学思想。
钱穆在香港坚守办学初心，新亚书院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传承国学的重要阵地，而他与妻儿的分离，一隔便是数十年，直到多年后才得以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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