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恩怨交织。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这对东亚近邻的关系始终在合作与对抗、互利与摩擦之间摇摆震荡。进入2020年代，随着国际格局深刻变革、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加剧，中日关系再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蠢蠢欲动、台湾问题持续发酵、东海争端此起彼伏的复杂局面，中国对日战略的核心究竟何在？是针锋相对的军事威慑，还是更高层面的从长计议？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中国对日战略的核心在于经济而非军事。经济实力是军事力量的根基，唯有通过打击与遏制日本经济发展的命脉，才能实现对日不战而胜。从根本上讲，中国应当以冷静而非急躁冒进的姿态，推动日本经济逐步纳入中国的供应链和势力范围，从而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这不是一厢情愿的和平幻想，而是基于地缘现实、经济逻辑和历史经验的战略选择。
一、中国何以掌握主动权：中日经济格局的历史性逆转
要理解中国对日经济战略的逻辑基础，首先必须把握两国经济实力对比的历史性逆转。这一逆转不是短期的周期波动，而是结构性力量的深刻变迁，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博弈的底层逻辑。从经济总量来看，差距已达到令人瞩目的程度。中国GDP已达日本的约4.5倍，这一数字本身已经说明了力量对比的天平倾向何方。但更为关键的是工业硬实力的悬殊。中国的工业产值超过日本6倍，发电量近乎10倍，这种产能差距直接转化为战略主动权——它意味着中国在任何中长期博弈中都拥有远超日本的资源调动能力和产业应对弹性。从历史视角衡量这种变化会更加清晰。1995年，日本的GDP还是中国大陆的7.5倍；仅仅三十年后，这一比例已颠倒——日本GDP降至中国大陆的约20%。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的辩证法在这对东亚邻邦之间演绎得淋漓尽致。在贸易结构上，中日双边贸易虽然规模可观，但依赖关系呈现出显著的不对称性。据中国海关数据，2024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3082.7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1月至10月，中日双边贸易额进一步增至2632亿美元，同比增长4.5%，其中中国对日本出口1294.76亿美元，自日本进口1337.25亿美元。从日本视角看，中国更是其最大贸易伙伴，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出口对象国和最大进口来源国。然而，真正塑造中日关系底层逻辑的，是资源依赖性上的极端不对称。权威经济学家指出，就彼此需求而言，日本对中国依赖度更高。如果有朝一日两国贸易投资往来因战争而完全中断，中国固然会承受损失，但对日本而言，“绝不止于浅层次损失，而是事关生死的大问题”。换言之，日本经济对中国已经形成了“无法脱钩”的深度嵌入。这种资源依赖在关键矿产上体现得尤为集中。目前日本进口的稀土中，约60%来自中国，这一比例虽然已从2012年钓鱼岛事件时期的80%—90%有所下降，但核心重稀土的依赖几乎达到100%。稀土被日本媒体称为“工业大米”，在半导体、AI、新能源车等战略性产业中不可或缺。中国在稀土领域的供应主导地位，犹如高悬于日本高科技产业之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既可以在关键时刻用作精准制衡的工具，又因不可替代性而始终保持着威慑力。
二、日本的结构性困境：经济衰退与人口危机的双重枷锁
如果说中日力量对比的变化是外部环境的变迁，那么日本自身经济与人口的结构性危机，则是其内部身不由己的致命软肋。这两个维度相互交织，共同侵蚀着日本长期博弈的能力基础。就经济表现而言，日本长期深陷低增长的泥潭。1990年至2023年间，日本平均实际GDP增速仅为1.0%。进入2025年，情况进一步恶化，日本三季度GDP按年率暴跌1.8%，陷入负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日本人均GDP排名2025年将下滑至全球第38位，这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人口减少以及日元贬值的基本面完全吻合，反映出日本经济顽疾之严重、经济动力之不足、结构性难题之难以破解。导致这一局面的是多重因素的叠加。日本传统优势产业如汽车、家电、消费电子等转型缓慢，在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新兴领域缺乏突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停滞，使日本在全球竞争中逐步失去优势。与此同时，安倍政府时期的超常规货币政策虽引导日元大幅贬值，却未能激活经济动能，反而付出了财政赤字扩大、深陷流动性陷阱等沉重代价。日本国债占GDP的比重已超过260%，在高债务压力下，任何加息努力都将导致天文数字般的利息支出膨胀。然而，比经济数据更令日本焦虑的，是不容忽视的人口危机。日本总人口已连续16年减少，仅2025年初一年就减少约90.8万人，减幅创1968年有统计数据以来之最。截至2025年7月1日，不含外国人的日本总人口已降至1.1961亿人。更令人担忧的是结构性失衡：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达29.58%，而15岁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仅为59.04%。这种失衡的经济后果极为严峻。研究显示，到2040年日本劳动力缺口可能超过1100万，交通运输、建筑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医疗保健行业将面临最为严重的短缺。人口抚养比持续恶化，预计2025年平均每1.9名劳动年龄人口需要抚养1名老年人。少子老龄化导致的人口抚养比例上升和资本形成率下降，与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形成了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有日本网友评论得直截了当：“人均GDP到了这个地步，贫困已经不是个人的责任，而是日本的国策出问题了”。这种来自民间的痛切反思，折射出日本社会对本国结构性困境的深刻焦虑。
三、“困兽犹斗”：日本右倾化的加速与渴望成为正常国家的矛盾心态
一个常识是，困境中的国家往往会产生更为激进的政治转向。资源匮乏、地理狭窄的日本四岛，周围又有中、俄两个大国，其内在的危机感是根深蒂固的。正如“困兽犹斗”所揭示的理性，日本社会的这种焦虑情绪正在转化为一系列侵略性、挑衅性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其中军国主义势力的悄然复活是最值得警惕的信号。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动作之密集、节奏之激进、方向之集中，已然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甚至特朗普总统也在不经意间用偷袭珍珠港事件来敲打日本。反观日本，其行动路线覆盖了多个维度：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强化网络与情报能力、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风放弃“无核三原则”、深度参与海外联合军演、在历史问题上持续释放错误信号——日本正以“小步快走”的方式在“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上加速推进。其目标，就是推翻美国这个“太上皇”而成为一个他们所心心念念的“正常国家”。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是高市早苗政府推动修宪的激进进程。2026年4月12日，高市早苗在自民党大会上公开放言，将在年内完成修改和平宪法的草案制定并推动全民公投，谋求2027年前推动国会启动修宪程序，将自卫队正式纳入宪法条文，同步推进防卫预算大幅增长与进攻性军事能力建设。大阪成蹊大学教授佐道明广的警语掷地有声：“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军费的大幅膨胀与进攻性武装的部署同为明证。日本已提前在2025财年实现“防卫费占GDP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更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防卫费13年连增，过去5年激增约60%-。2025年3月，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县和静冈县部署了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其中“25式地对舰导弹”的射程远超日本领土范围，攻击属性一目了然——日本媒体承认，这是日本首次部署此类导弹，标志着防卫政策的实质性转变。在制度层面，日本还通过内阁决议正式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并与澳大利亚签署了高达70亿美元的护卫舰出口协议，突破了战后维持多年的武器出口禁令。虽然面临国内超三万人的反战集会压力和中东战事引发的输入型通胀，高市内阁依然力推这一激进议程。然而，吊诡之处在于，恰恰是在国内经济岌岌可危、民众生活压力持续上升的背景下，日本政客一边声称要维护“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大方向，一边加速军事扩张——这种内外矛盾的张力本身就是日本战略焦虑的表现。巨额军费引发的沉重税收与物价飞涨，最终也将压在正值青壮年的社会顶梁柱身上，从而引发年轻群体对修宪的不满与抗议。这种将有限财政资源大量倾斜到军事建设上的做法，客观上加剧了日本长期经济困境中已经紧绷的民生压力，也使“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的对日博弈更具理论逻辑的可信度。有日本学者尖锐地指出，依靠强化军事同盟和扩充武力，“不能解决日本在能源和全球供应链上的固有脆弱性”，反而将进一步固化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增加诱发区域军备竞赛与地缘冲突的系统性风险。一个在历史问题上缺乏信誉并持续突破战后防务限制的日本，难以成为地区秩序的稳定因素。
四、美国因素的深层变化：西太平洋战略格局面临“二战”后的重新洗牌
在中日博弈中，美国作为一个在场的“第三者”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前的局势是：美国正在衰落，美国压制日本的力量正在较少。而与此同时，日本仍不具备军事安全层面的独立自主性，仍需听命并依附于美国。高市早苗对特朗普的点头哈腰，包藏依靠美国许诺而重新军事化的算计。日本政客心知肚明：美国对付中国，需要日本一定程度上的军事武装。在这种格局下，日本采取的国策依然是“倚美制华”；甚或是打着遏华的旗号让美国默许并松绑日本再军事化。然而，美国对日本并不是没有警惕。二战期间，日军四面出击，日本对俄、对华、对南洋诸国都发动了战争，对美国也实施了军事偷袭。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提出“特朗普版门罗主义”，强化“西半球优先”取向，呈现出对外战略资源的针对性收缩。，但同时，特朗普政府也不希望东海、台海问题干扰其对华政策的整体布局，因而对日本激进势力的纵容程度是有限度的松绑。这意味着什么？对于日本而言，最恐惧的前景莫过于美国逐步退出西太平洋后自身的孤立无援。中国实现对台湾岛的完全控制后，日本的地理空间环境将几乎进入死局——东海方向直面中国，东北方向受制于俄罗斯，国际航运通道的安全性和经济资源的可及性都将面临严峻考验。在这种新格局下，日本的安全焦虑进一步加剧是必然的，而中国恰恰需要利用日本的这种焦虑甚至躁动以实现自己的海洋强国战略。对日本而言，一个重要的战略变量是台湾问题。随着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常态化巡航，以及逐步实现对台湾海峡的有效管辖，日本的地缘战略空间正在被持续压缩。日本政客为转移国内矛盾和巩固政权合法性，刻意炒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论调，触碰中方红线。但这种挑衅性行为背后反映的，恰恰是日本面对中美格局变化时“被抛在后头”的心理焦虑——它既无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又高度恐惧被美国抛弃，更担心被中俄的战略包围。
五、中国对日战略重心：经济是重要棋子
在上述多维现实的交织中，一个清晰的战略逻辑正在浮现：无论日本在政治上如何右倾、在军事上如何扩张，只要其经济命脉掌握在中国手中，中日博弈的天平终将向中国倾斜。这正是“中国对日战略的核心在于经济而非军事”的逻辑基石。事实上，官方层面早已确立合作对话的基调。2025年3月，时隔六年重开的第六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达成二十项重要共识，涵盖绿色发展、生态环境、养老服务、服务贸易、食品安全、供应链合作、知识产权保护等广泛领域。双方同意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丰富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在经济领域的内涵，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经贸关系。即便在高市早苗上台后发表涉台挑衅言论的背景下，双方首脑仍在2025年10月31日的会谈中重申了“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大方向-。这种“政治紧张、经济持续”的博弈格局，本身就是经济逻辑压过军事冒险的最有力证据。从战略全局上看，中国对日经济战略应当从以下几个维度实施系统推进。
（一）精准打击经济脆弱点：保持压力与克制之间的平衡
中国经济实力远超日本的事实，意味着中国拥有多种精准打击日本经济脆弱点的手段。这些手段如同一套“手术刀”——既可精准切割日本经济要害，又留有余地，体现“斗而不破”的战略智慧。稀土管控是最典型的战略工具。日本高科技产业约80%的稀土依赖中国供应，尽管其试图研发替代技术和开发海底矿产，但深海开采成本是中国陆地开采的3倍以上，且2028年前无法形成规模化量产。中国可通过延长审批周期、收紧供应配额等“温水煮青蛙”的方式精准施压，通过“外科手术式”的精准制裁让日本在关键产业链上持续承压，而非一刀切地全面脱钩。消费市场的控制同样重要。中国游客贡献了日本入境游约40%的消费额。2025年11月中国发布赴日旅行警示后，日本旅游业及相关上市公司遭受显著冲击，经济学家预计若中国游客长期暂缓赴日，日本可能面临约2.2万亿日元的损失，GDP或被拉低0.36%。这种“消费端需求垄断”使日本的旅游及服务业在高昂的政治姿态面前不堪一击——中国可反向施压、选择就旅游警告进行精准松紧，而日本在这一领域的脆弱性是单向的且短期内无法化解。需要警觉的是，中国自身的经济成长也同样需要外部市场和先进技术的支持。在经济依存呈不对称的前提下优势固存于中国一侧，但“贸易归零是日本完不成的事、同时也并非中国想短期内承受的选择”。因此精准惩罚与保持主流开放渠道并存，才是从长计议的手法。
（二）防止战争冲动的经济约束：成本收益的精准测算
从全球战略来看，世界各主要大国都希望中日之间再起战端。然而从经济理性出发，日本军事扩张的最大制约不是国际舆论和道义压力，而是其捉襟见肘的财政能力。中国军费约为日本的3.6倍，这种投入差距落地为装备代差：中国空军3400架战机是日本的近10倍。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军事装备属于“沉没成本极高的战略资产”——日本若要追赶这种差距，需要投入相当于其三年GDP总和的资金，而日本当前的财政赤字率已高达260%，根本不具备可持续的用于支持战争的投入能力。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的军事威慑力发挥着根本性“经济情绪刹车阀”作用。解放军“日本全域将沦为战场”的战略警告，本质是对“战争成本收益”的精准测量——日本若介入台海争端，其工业基地、航运通道将面临瘫痪的风险。这种经济损失是日本经济体系所无法承受的。因此，军事现代化的根本作用，不是用来打一场中日战争，而是使战争对日本的成本高到理性决策无法承受，从而固化其战略边界。
（三）以市场换安全：构建经济利益共同体
长期战略的根本路径，不是把日本推向对立面，更不是把日本对给对手，而是通过经济融合使其利益与中国捆绑。用“战略越摇摆、经济通道越收窄”的战略压力，即通过“经济利益共同体”对冲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政治右倾冲动。事实上，每当日本政府在对华问题上走得过远，日本商界就会施加强大的反弹压力。日本商界巨头深知“没有中国关系，日本无法成立”，他们会纷纷施压政府缓和局势”中日紧张局势。这种企业界的理性力量，恰恰是中日关系可以走出对立螺旋的缓冲地带。据统计，在华日企已超过3万家，涉及汽车、电子、化工等关键产业，这些企业对两国关系稳定有着实实在在的利益驱动。
（四）深化供应链依赖：区域产业枢纽的长线战略布局
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主要枢纽。根据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发布的《2026年东盟与中日韩区域经济展望》，过去20年中国已成为该区域生产网络的“主要枢纽”，区域供应链呈现出“双向互依而非单向依赖中国”的特征。这意味着，中国的供应链枢纽地位为长期吸引日本深度嵌入东亚产业分工体系提供了制度性平台。日本政府对华的“供应链多元化”政策虽然在言辞上高调——通过JOGMEC等机构加大对海外矿产资源的股权投资、投入21亿美元补贴半导体研发、推进替代材料与稀土回收技术等-——但其实际效果有限，根源在于中国在加工产能、基建规模、市场规模和供应链弹性四维优势的组合是无法被几个替代方案替代的。因此，中国在持续推进区域供应链体系整合的同时，必须保持“被动吸引、定向准入”的节奏，对遵守合作规则的环节，给予稳定通道；对涉及国防乃至破坏产业协定者，则限制其进一步参与区域产业集群的机会，从而做到收放自如。
（五）遏制日本“经济军事化”的安全陷阱
日本近年来推行的“经济军事化”路线，即试图通过军工扩张拉动经济，背后隐藏着深层的战略风险。2025财年补充预算中将防卫开支推至GDP的2%，已与澳大利亚达成护卫舰出口合同，并向美国出口“爱国者”导弹——一副要用军工拉动经济的架势。然而，这种做法恰恰说明了日本经济结构问题的严峻性：传统经济增长动力（消费、出口、投资）持续疲弱，只能依靠军事工业以及安全合作来维系经济活力。从中国对日战略看，对这种“经济军事化”之势不应施以过激的贸易打击，而是要推动东盟韩印等多边框架限制其军品对外输出，通过外交与规范性压力联合域内邻国防止日本将破坏性安全风险向全球销售。同时通过贸易合作锁定其民用产能向相关产业的倾向，以“和平对话、联合反制、产业优化”三管齐下，化解其军事扩张的动力。
六、长线战略：融入而非对抗的终极选择
中国对日战略的终极目标只有一个——从长计议、实现持久和平。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是将日本经济完全纳入中国的供应链体系和地缘经济辐射圈，从而使中日之间形成不可逆转的经济一体化格局。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地理决定论告诉我们：日本四岛紧邻中国，中俄两个大国环绕四周，这是日本永远无法改变的地缘事实。无论日本在政治上如何辗转腾挪，在安全上如何依赖美国，其经济生存和发展终究绕不开中国这一最大近邻市场。一个撵不走也赶不走的邻居，唯一的长久之计就是在利益上深度融合。正如《中国如何敲打日本、约束其军国主义复活》一文所总结的那样：对中国而言，关键在于构建“敲打-诱导-合作-约束”的完整战略闭环，既彰显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定决心，又展现负责任大国的战略定力，最终实现对日本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性降服。毫无疑问，当日本经济离不开中国时，其右翼冒险的政治冲动就必然会受到现实的牵制。当日本企业深度嵌入中国的产业链、当日本供应链的最高效率离不开中国产能、当日本银发经济与消费升级高度绑定中国游客——两国之间的军事冲突成本就会在根本层面上超过挑衅的政治收益。这正是“日本经济纳入中国的供应链和势力范围”这一战略设想的现实基础。正如中国社科院蓝皮书所研判的：尽管地缘政治风险仍存在，中日仍有机会携手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区域供应链稳定，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发展。面对西太平洋的重新洗牌，中国需要的不应是急躁冒进的高喊对抗，而应是冷静审慎的长期布局，用经济的绳索编织出和平的基座。历史将证明，真正能驾驭中日关系的不是导弹，不是制裁，而是那种让彼此都无法抽身的共同利益。这是中日两个邻国的宿命，也是实现东亚持久和平的唯一出路。（作者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理事，三亚公共外交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青爱智库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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